研究显示，2011年至2015年，全球将有30多个品牌生物药失去专利保护，产品的市场销售额高达600亿美元。到2015年，生物仿制药的全球市场规模将由2010年的2.43亿美元增长至37亿美元。
巨额的市场空间让全球制药企业蠢蠢欲动，即使是创新能力最强、专利药开发最盛的国际巨鳄，也都开始觊觎生物仿制药这块大蛋糕。
首先，巨额的开发成本就让国内企业望而却步。据《国际生物制药》杂志报道，生物仿制药的开发和商业化平均需要投入1000万~4000万美元，而传统的小分子仿制药仅需要100万~200万美元。这种高额的研发投入，也许只有少数公司能够承担得起。
除了成本的压力，国内最大生物医药门户“生物谷”总裁张发宝分析，我国制药企业仿制生物药还必须迈过技术和市场两道门槛。
据了解，生物仿制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靶点选择、生物工程菌的构建、培养基、大规模培养体系、分离纯化体系、单抗药物后修饰等等，每一个节点都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而且，生物制药主要是蛋白质工程，而蛋白质在结构上一般比传统小分子化合物大100~1000倍，生产者很难运用传统的合成方法制得这种复杂的分子。
更为关键的是，“我国的生物仿制药如果想要上市还必须遵循一项规定，那就是在效果上不能低于已经上市的原研药。”张发宝表示，这一规定也给仿制药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由于生物仿制药研发成本过高，使得药品在价格终端上与原研药的差异并不明显。医生和患者出于安全性和疗效的考虑，也会更加谨慎选用生物仿制药。因此，生物仿制药刚进入市场时，短期内只能获得有限的商业回报。
对此，张发宝认为，生物仿制药想要突破市场壁垒，就需要改变以往的销售模式，不能过度依赖政府采购和打“价格战”，学术推广才是真正需要的形式。
不过，生物专利药到期潮的到来，对于国内制药业来说依然是利好消息。然而本土企业如何才能抓住这一机遇，也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
我国虽然是“仿制药大国”，可国内企业的仿制水平却一直在低端徘徊。仿制药“形似而神不似”，符合质量标准而质量相对低下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南京医药产业集团高级工程师李红琴看来，一个可仿品种在国内会出现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孪生兄弟”，众多仿制药品想要抢滩市场就只能靠拼“价格刺刀”，这也导致仿制药的平均利润只有5%～10%，大大低于国际上仿制药40%～60%的利润水平。
当然，李红琴所述的大多为国内的化学仿制药，对于技术含量高的生物仿制药来说，低端仿制显然是行不通的。
张发宝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我国发展生物仿制药，首先就要避免像化学仿制药一样，企业“一窝蜂”地上马项目而导致市场混乱。这就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使国内企业有序、分阶段地进行生物仿制药研发工作。
其次，生物仿制药的产品结构要向中国最普遍的治疗适应症倾斜，需要结合我国疾病的特点，塑造更适合中国人的药物大品种，而并非一味地仿制西方品种。
“中国疾病以及中国人对健康的需求与西方不同，比如精神抑郁类药物，在西方的需求量很高，而在中国就相对要低。”张发宝说。
中国医药企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李向明也认为，中国想要发展生物仿制药，就要选择适合中国人、亚洲人的生物多态性抗体和其他生物药，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和新兴市场患者的给药装置。另外，为了突破自身的技术瓶颈，还需要开发专有技术平台，攻克培养基、细胞培养工艺、纯化工艺等技术问题。
在采访中也有不少专家表示，将生物仿制药做大做强并塑造为大品种是可行的，但大品种的获得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或产品质量问题，而是政府支持、国家政策鼓励和企业自主行为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物专利药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重组蛋白药物”和“单抗药物”两大领域造就了安进21年净利润增长46倍的神线倍的传奇。
而对于生物仿制药来说，单纯依靠仿制很难造就这样的神话。“生物仿制药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希望走的是从仿制到创新的路子。”张发宝说。
张发宝表示，中国发展生物仿制药就需要有一批企业在整个生物仿制药的产业价值链条上，各自承担关键角色，培育创新的业态环境，这样我国生物仿制药才会有可持续的创新力和综合研发能力。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袁玉兰也认为，从我国医药产业长远发展来看，仿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能老跟在别人后面走路。就目前来看，只有把仿制药做好做精，同时努力研发新药，追求“我有你无”，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才能具有核心竞争力。
如今，在全球新药研发投入产出比日渐下降的当下，竞争也在生物仿制药领域展开。此前，诺华开发了“重磅炸弹”单抗药物利妥普的生物仿制药，辉瑞与印度百康也共同开发出了胰岛素生物仿制药。
我国也在这场国际竞争中面临大考，中国的生物仿制药想要成为黑马，就要在仿制的基础上加强创新。正如李向明所说：“生物仿制药强调的不仅是me too，更是me better。”